陶寺遗址与中华文明起源 （二）

□   本报记者   武珍珍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悬案，一个是何为“中国”？另一个是“尧都何在”？这两大问题在国人心中是挥之不去的。

4月15日—16日，山西省委宣传部、临汾市委、临汾市政府联合主办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等全国知名科研院校的22位专家学者，聚焦临汾，亲临陶寺，畅所欲言，阐释尧文化。“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梁星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参与陶寺遗址发掘）

陶寺城址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观点提示：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尧舜禹时代进入文明的醒目标志。

第一，陶寺城址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350—公元前2050年之间，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

第二，陶寺城址位于临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与尧都平阳以及禹“又都平阳”的历史记载相符。

第三，陶寺城址规模宏大，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它比王城岗、平粮台等城址大许多倍，比黄河下游地区最大的城址——山东茬平教场铺城址大100万平方米，也比长江流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大数十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与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的规模吻合。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筑城以卫君”。陶寺城址的兴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考古发现考虑，可把陶寺城址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

第四，城址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这只占整个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几座大墓长3米余，宽2米余，每座出有一二百件随葬器物，其中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纹陶盘等礼乐重器、成组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中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上千座小墓中随葬品十分贫乏，有的一无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社会确已存在阶级，贫富分化明显，符合古代脱离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从血缘部族蜕变为地域国家的特征。从大墓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来看，都是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所不能比拟的，这与尧舜禹时代最高层统治者身份相称。有学者甚至把这些大墓称为王墓。

第五，陶寺城址周边的陶寺文化遗址具有分布密集、规模较大的特征。已发掘的曲沃东坪遗址在200万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遗址达300万平方米，侯马市的乔山底遗址达50万平方米，它们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公里范围以内。这种情况与尧舜禹时期统治中心区域的繁盛情况相吻合。

李健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参与陶寺遗址发掘）

载入史册丰富多彩的陶寺文化

观点提示：陶寺遗址的地理、年代以及文化内涵，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在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陶寺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和重要遗迹，生动再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的社会面貌。2014年出版的考古学恢弘巨著《中国考古学大词典》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条目中，有关陶寺文化的条目多达16条。除“陶寺文化”外，另有“陶寺遗址”“陶寺墓地”“陶寺M3015”“陶寺大墓ⅡM22”“陶寺半圆形特殊建筑”“陶寺齿轮形铜器”“陶寺朱书文字”“陶寺彩绘云雷纹陶壶”“陶寺蟠龙纹陶盘”“陶寺鼉鼓”“陶寺石磬”“陶寺彩绘木器”“陶寺彩绘陶器”“陶寺铜铃”。在“陶寺遗址”条目下介绍陶寺遗址有“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早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遗址”。可见，陶寺文化丰富多彩，蔚为壮观。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上述五帝，史学界普遍认为属于古史传说时代，并非信史。近年来，为承传中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各地竞相举办学术研讨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论证当地与相关五帝传说的密切联系，这是十分可喜的高端文化现象。但实际上相关文献记载准确，并得到考古资料佐证的，却多难以认证，乃至纷争不断。唯有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独树一帜，以充足的实物资料，充分证实史书记载“尧都平阳”即今临汾之说很可能是信史。陶寺遗址的地理、年代以及文化内涵，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因而在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寺遗址发掘领队）

陶寺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

    观点提示：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

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所反映出来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方城）；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可能有些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大遗址一般100万平方米—200万平方米；中型遗址一般10万平方米—99万平方米；小遗址一般1万平方米—9万平方米；微型遗址一般1万平方米以下。

    陶寺文化社会表现出来的特征：1.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2.王权出现，是国家统治的核心；3.礼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质；4.形态是初期国家阶段。国家形态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围较小，非广域国家；新生事物脆弱，迅速衰落。

陶寺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陶寺遗址体现出的这些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

徐凤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参与陶寺观象台、圭尺研究）

陶寺遗址揭示了帝尧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全貌

    观点提示：《尚书·尧典》记载的天文学只是当时的一个侧面，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是《尧典》所不曾记载的另一个侧面，这并非两种不同的天文学，而是恰恰相反，《尧典》中没有明确记载的观测方法正好由陶寺观象台和圭表展示出来了。

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帝尧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尚书·尧典》中有一大段记载帝尧从事的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有关的活动。这标志着中国文明独有的天文学体系已经诞生。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帝尧时代不仅进行了天文观测，而且还建造了大型的观象设施。陶寺圭表的确认进一步证明，帝尧时代同时进行了多种天文观测。

陶寺观象台共有12条观测缝，柱缝系统把一年划分为20个季节，从如此细致的划分可以推断，当时对于日出从一条缝到下一条缝之间的时间间隔会有清楚的认识。经过如此长期反复的观测日出，就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并逐渐形成简单的推步历法，推定二分二至日。这应该是《尧典》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一个来源。

陶寺还出土了另一种重要的天文仪器，就是圭表。陶寺的圭表是由一根漆杆和另一根红色的杆子组合而成，二者出土于不同的墓中。漆杆出土于陶寺中期的王级大墓IM22中，被漆成红、绿、黑三种颜色的多段色带，在测影时可作为圭尺使用。漆杆上与夏至影长相应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标记，应该是用来测量夏至影长的。该墓还出土了一块玉琮，可以在测影时作为游标使用，此外还出土一块带有一小穿孔的玉戚，推测在测影时作为景符使用。立表的杆子出土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一座中型墓M2200中，其长度与陶寺时期的尺寸和古文献中记载的八尺表长正相吻合。虽然漆杆与木表不是同一时期的器物，但这二者的存在暗示陶寺时期有了圭表测影。漆杆上夏至日位置的特殊标记表明当时对夏至的观测非常重视。通过这样多年反复的观测可以得到一个回归年的平均长度。圭表测影也是中国后世确定回归年长度的传统方法。

因此，《尚书·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是通过陶寺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共同得到的。

《尚书·尧典》记载的天文学只是当时的一个侧面，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是《尧典》所不曾记载的另一个侧面。这并非两种不同的天文学，而是恰恰相反，《尧典》中没有明确记载的观测方法正好由陶寺观象台和圭表展示出来了。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互补，揭示了帝尧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全貌。

武家璧（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副教授，参与了陶寺观象台、圭尺等研究）

陶寺观象台遗迹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观点提示：观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城址的结构和布局，也是这个城市的鲜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征。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时代的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某种象征，例如尧帝禅位于舜帝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而在举行禅让典礼时，尧帝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帝：“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尧典》)。因此作为尧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观象台位于陶寺古城的中轴线上，具体位置在中轴线与东南城墙的交点上。中轴线与城墙的交点，就是城区中轴线的端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位置。

陶寺文化重视对太阳的观测，是由来有自的。考古发现陶寺早期大墓中有很多罐、盆的肩腹部，用鲜红的颜色涂画几个圆巴，呈三圆或四圆对称分布，因为彩绘在灰黑陶上，十分显眼。这种现象在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未之尝闻，我们认为这就是太阳纹。几个太阳图像的对称分布，意在显示不同时节太阳在天盖上的位置，这正是历法用以观象授时的依据。

这种太阳纹陶罐的时代是陶寺文化早期，观象台及城址的时代是陶寺文化中期，二者在时代上虽然不同步，但后者显然继承了前者对太阳的观测，并且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陶寺古城的选址，应该是首先确定观象台地点，以此找到大地的东南—西北维，作为城址的中轴线；继而在中轴线上确定城市的中心，由中心“引绳希望”北极星，确定指极线；然后“体国经野”，框定城市的范围。于是，城墙的北角落在指极线上，观象台位于中轴线的南端。之所以如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城墙和观象台正面朝向东南隅，以保证冬至祭天迎接“日出”。因此，观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城址的结构和布局，也是这个城市的鲜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征。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以及陶寺古城的方向，较早地透露出“日出东隅”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甚至可能追溯至更早的仰韶时代，使我们在精神文化的层面，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起源有了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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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距今约3900年-4300年。1978年-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联合地方文物部门共发掘了1000多座墓葬，出土彩绘龙盘、玉石礼器、铜铃、朱书文字等珍贵文物。1999年—2001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

2002年，陶寺遗址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先后确定了早期城址；发现了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发掘了中期王级大墓，出土了玉钺、玉兽面、圭尺等随葬品72件（套）；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观象祭祀台，印证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发掘了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钻探发掘了陶寺宫殿区疑似宫城城垣遗迹，现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